就像天地会从没存在过,幻想的历史需要考证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6-12-18 15:24

微信ID:ibookreview『阅读需要主张』在《古史辨自序》中,顾颉刚提及常有人问他讨论古史的结果怎样。他答:“现在没有结果。我们现在的讨论只是一个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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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在《古史辨自序》中,顾颉刚提及常有人问他讨论古史的结果怎样。他答:“现在没有结果。我们现在的讨论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呢,说不定我们一生的讨论也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咧!”考辨中国古代史的论文集《古史辨》自1926年至1941年陆续出版,顾颉刚成为“古史辨派”的创始人,中国史学界疑古辨伪的风气就此大开。

顾颉刚在北大求学时,中国学者已普遍受到西学的影响。一些偶像不攻自倒,考古学的发展亦反映出历史文献背后的真相。“又欣快,又惊诧”,在上世纪20年代,他“终至放大了胆子而叫喊出来,成就了古史讨论”。

《古史辨》出齐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学者在社会时势、学者境遇的变迁中,囿于意识形态、学术环境的局限,未尝不曾走过弯路。但始于章太炎、发轫于胡适而上轨道前行的整理国故之道未断。在更为多元的学者参与中,它走向对历史幻想的检视、对历史真相的追溯,以及对历史认知的校正。

当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者科大卫(David Faure)的《明清社会和礼仪》出现在书评周刊国故类年度十本推荐书目中,国内历史学者刘志伟评价说:这说明顾颉刚的这条路我们还在走,即使过了近一个世纪,走得也还不错。

在思想的开阔与胆识方面,科大卫与顾颉刚确有共通之处。他又在近一个世纪后,将历史学的视野进一步拓展,认为历史学者应结合田野活动的观察,获得从文献中看到田野的想象力,否则,“他或她只是一个抄袭的机器”。

跟随科大卫,一段探索明清社会真相之旅即将开始。明太祖一声令下,天下四方便自然遵循?天地会的兄弟,真的密谋推翻朝廷?“多少我们以为是实体的名词,只不过是思想上的认同”。谁认同谁、凭什么去建构认同,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可以利用什么概念来做建构的根据,则是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像剥洋葱一样,在层层求索中看到真相,这是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当它成为历史学者的共识与职责,成为更多人的历史素养,便会对当代形成警示,因为任何时代有意、无意为之的幻象终会在后人追索中回归真相。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孔雪

科大卫(David Faure)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教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牛津大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比较及公众历史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历史学研究教授,近年致力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主要著作有《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等。

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科大卫发表《告别华南研究》,其中有个故事让不少学人动容。20世纪70年代,他曾经在罗湖、深圳交界的村庄中做口述采访,一个老婆婆讲了自己一生的故事,老婆婆一边讲一边哭,同行的同事一边听一边哭。那一刻,科大卫感到“有点愤怒”。“我们在学校念的历史捆绑在一个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系统下,没办法把这些重要的经历放进去。老婆婆的故事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我们不记录下来,以后就没有人可以知道。这是我记得我感觉到口述历史重要的一个经验。”

结合这个故事,科大卫在《明清社会和礼仪》的后记中的自白就更好理解。“我基本上是个历史学者(我的博士学位是修读社会学的),但是对人类学者的田野活动很有兴趣,也有幸得到人类学者朋友的指导与帮助。我并不相信我懂多少人类学,也对现在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追求一点兴趣都没有。我非常相信研究中国社会史需要结合田野的观察与文献的解读。我相信不走出书斋的历史学者(借用贺喜的一句话)不能了解中国社会”。

《明清社会和礼仪》

作者:科大卫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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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过“华南学派”

新京报:你在一些文章中讨论到田野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每一座乡村里的老庙都是一本丰富的地方史,去庙里应该带着去图书馆、档案馆的心情。在华南跑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座庙是哪里?它最打动你之处是什么?

科大卫:很多庙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能对我研究上最有冲击的是佛山的祖庙。可能因为我开始研究的时候,还没有预料地方宗教在一个市镇上有那么明显的标签作用。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社会的统一性源于共同的礼仪,这种共同并非中国各地全然一致,而是地方礼仪通过协调进入到中央认可的一套礼仪系统中,加固和延续社会的稳定。包括宋代的礼仪改革,目的是维持社会现状,而非推动社会革命。从思想认同具体化到地方实践的礼仪系统,对于中国明清社会稳定性的影响有多大?这种影响是否还表现在经济、思想等其他领域?

科大卫:要看“稳定性”是什么意思。从宋到清,中国地方上的礼仪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要不要以“革命”来形容只是一个文字上的问题。礼仪只是一种表现,假如你的“稳定性”是关乎权力或经济,我相信动力不是来自礼仪。

新京报:是否可以理解为:地方基于宗族的礼仪的前提,是国家基于皇权的一种映射。那么这套明清建立起来的礼仪系统受到的最大冲击,是来自于想要改变社会现状、质疑皇帝与国家关系的社会革命,如清末孙中山等人推动社会革命,以及1919年倡导“科学”“民主”的五四运动?

科大卫:宗族礼仪的前提,一定不是皇权而是祖先(宗族礼仪提倡拜祖先,不是拜皇帝)。皇权也接受宗族礼仪的时候,拜祖先为前提的活动可以应用到多方面,例如乡村组织,商业集资。五四运动反对旧礼教,也以为地方宗教是“迷信”,对宗族礼仪有些冲击。但是我并不相信“最大冲击”来自五四运动。我相信最大的冲击来自社会的改变:城市代替了乡村的政治地位、医药代替了传统神明、商业法律代替了传统的关系,等等。

嘉靖新开潞安府治记(山西)。

新京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整合中,明清时期中国民间社会的独立性有多大?你更认同这种民间社会是一种智性的构建,而非一个有公共性的空间?所以,如果从明清社会的礼仪系统这一角度,要如何解释中国的民间社会在近代没有形成大家热议的“公共空间”?

科大卫:(1)“公共空间”是个以西方为核心的概念。它源于十八世纪欧洲反专制的言论。欧洲反专制,不只反对皇权独专,也反对专制的教会。中国没有统一的教会,所以,假如需要在中国应用“公共空间”的概念,不必把宗教排在其外。(2)同时,欧洲反专制的工具与中国也不一样。欧洲的思想,把秩序归根于法律。中国的思想传统,把秩序归根于“礼”。欧洲的法律,并不等同中国的“法”。所以,需要在中国应用“公共空间”的概念,当然可以包括礼仪传统下的民间社会。没有什么理由把民间社会与“公共空间”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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