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老师从不加班,因为他们从不下班

化学人生mp 2017-01-14 23:13

虽然放假了,大学老师过得都不轻松。当然,各行各业也都不容易。 01 1月14日,周六,距离2017年春节还有不到两个星期。在城市里打拼的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开始心'...

虽然放假了,大学老师过得都不轻松。当然,各行各业也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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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周六,距离2017年春节还有不到两个星期。在城市里打拼的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开始心猿意马,即便身体在办公室,心里牵挂的,都是晚上的饭局、淘宝上的年货和假期的出行计划。

然而,在FD大学中文系朱西润老师(化名)的办公室里,你完全感觉不到即将过年的气氛。和过去一年中几乎每一天一样,朱西润一大早就来到办公室,打开电脑,修改他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书。朱西润是刚到FD大学没多久的年轻博士,申请到国家课题,是职称晋升中最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

两周以前,朱西润就结束了所有的课程教学,算是进入寒假状态。中学同学微信群里,总有人时不时@朱西润说,说还是你们大学老师轻松,平时不坐班,过了元旦就放假,不像我们,朝九晚五一直要熬到大年三十前一天。每逢这时,朱西润只能默默地发一个无奈的笑脸做回应。

中学同学不会理解,对于像朱西润这样的大学青年教师来说,身体坐班不坐班,实在只是形式而已。在授课之外,大学老师最主要的工作是知识创造与生产,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永远没有“上班”“下班”的区别——半夜里突然醒来,那篇没完成的文章有了思路,你是起来挑灯夜战,还是翻个身再睡过去?大年初一,海外审稿人突然来了一封邮件论文修改意见,你是赶紧打开电脑还是歇到正月初七以后再说?……这样的事对于大学老师来说,太司空见惯。

是的,大学老师的身体很少加班,因为他们的大脑从来不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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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朱西润和他的很多同事来说,寒假的开启,只是意味着一段时间相对完整的,更高强度的脑力工作开始了。

在这个寒假里,朱西润要完成社科基金申报书的完善。这通常要修改上无数轮,直到你看着那些文字都想吐了为止。最近几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率大约在15%左右,这意味着每十个申请者中只有一两个人可以入选,而自然科学基金的立项率更低。朱西润说:“前辈跟我们说,拿项目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屡战屡败不一定是水平不行。但如果你熟悉了申请的套路,包括表格填写的规范,会增加很大希望。”。

此外,他还要修改两篇文章,完成课题组一部书稿的部分内容,以及下学期两门课的备课。

亲朋好友常常不理解,你的课都上了五六年了,还需要备课?朱西润心里说,网络化时代,没有站在讲台上的人,根本不足以谈人生!你在台上讲,学生在底下随时百度,任何一个小错误,都很难逃过这些95后的眼神。

在大部分高校,老师讲完课还要接受学生的“用户评价”,评分还关系到教师前程——太靠后的话会影响职称评定。刚进校的前几年,朱西润缺乏教学经验,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既不愿丧失自我尊严与风格,又不得不注意“修辞之术”。在他看来,“老师是雇员,学生是消费者。”

初中时候,朱西润语文老师指定的课外阅读材料中,曾经读到中国土壤学奠基人候光炯院士的事迹,其他都忘记了,只有一点记得:每年春节,候光炯给自己规定的休息时间,只有大年初一一天,正月初二,他就雷打不动的进入实验室,一直到他91岁去世。

那个时候,朱西润的感觉只有一个:不可思议!连弄堂口那个一年四季不关门的包子铺,过年还要休息一个礼拜,怎么可能有人年初二就开始上班呢?他万万没有没想到的是,二十年以后,这样的生活,成为自己以及身边大部分年轻同事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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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一位大学青年教师用“青椒”一词自嘲,从此,这个词成为高校年轻教师的代称。十年来,围绕这个词的,有辛酸、无奈、困惑、重压、挣扎等等诸般心路,这些词汇描画出一幅色彩灰暗的大学青年教师“囧象”——从个人收入、婚恋、住房、职称评定、科研与教学的关系,到学术环境的行政化、市场化、学术不端、人情社会、重理轻文、急功近利,他们受到360度全方位的讨论。

“囧象”之外还有“乱象”。

2016年1月7日,在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会议即将开始时,院内青年教师李思涯突然冲到院长甘阳面前,连扇他几个耳光,声称对方未依时解决他的职称问题。在网上的舆论中,为甘阳愤慨者有之,同情李思涯者亦有之。或指责李思涯有辱斯文、败坏师德,将谋求私利的违法行为美化为以武犯禁的“侠义”之举,刻意制造新闻事件以“青椒”的弱势身份博取同情;或认为是因为当前高校六或九年内“非升即走”的职称制度,公权力者的独断严苛,对“青椒”形成太大生存压力,把原本充满理想的老实人逼上绝路……

大学青年老师的压力,很大一部分源自越来越多的国内一流大学实施的“非升即走”制度。2003年,为提高大学的业绩,北京大学率先引入西方大学的考核制度来增加教师的晋升压力。当时,人文社科院系的反对声音更加强烈,限时、计量的考核方式被认为不适合人文社科。

如今,越来越多的知名高校采用“非升即走”制。而许多二本院校、非“985”或非“211”大学,并没有这一制度。

对于这套职业晋升体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时胜勋认为,“学者付出必需的心力是应该的,毕竟这是现代学术体制所要求的”,“但学者的本职更应该在于学术精神的培育与提升上,如果付出的心力只是在形式上的,比如经费数额、成果数量、项目多少,这些都是学术的表层和末节,过分强调有悖于学术精神,也不利于学术的正常发展。”

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陈平原教授说的更直接:“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对人文学的伤害远比对社会科学大。而最受伤害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者,因现在需要的是早出活儿、快出活儿、多出活儿,而不是出好活儿。人文学研究需要厚积薄发,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很容易被边缘化,乃至被甩出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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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令朱西润感到“压力山大”的,除了工作和科研负担,还有与此不太匹配的收入。

朱西润今年32岁,去年十月老婆刚刚生了孩子,浙江老家的父母到上海帮自己带孩子,加上房贷,每个月七七八八的花销不是小数。他现在每个月到手的薪水八千左右,和老婆两人基本上都是月光。

朱西润大学时候最好的同学钱木,是法律系的,本科毕业就在一家律所工作,一直干到合伙人,当然也是没日没夜的干,但是收入是朱西润的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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