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怎么分饼,决定了你的饼能做多大

颠覆式创新研习社mp 2017-01-14 21:55

混沌研习社2017开年第二课,北大经济学教授薛兆丰教授登上研习社讲台,与我们分享了《想象力削平的世界》。 薛兆丰说,饼的分法决定饼的大小。过去我们认为'...

混沌研习社2017开年第二课,北大经济学教授薛兆丰教授登上研习社讲台,与我们分享了《想象力削平的世界》。

薛兆丰说,饼的分法决定饼的大小。过去我们认为出资的人应该拿大头,出力的拿小头。今天我们必须要转变这个想法,人力比固定资产更重要,让出资的人拿一个固定的分成,让出力的人拿剩下的可以无限想象的那个饼。

只有让出力的人发挥想象力,饼才能越做越大。

(本文根据薛兆丰1月14日在混沌研习社的课程内容整理而成,有删节,戳此可获取老师PPT。研习社社员登陆混沌APP<点此下载>,免费观看视频回播<字幕版>,本次课程下周上线,文末可入社。)

演讲者|

薛兆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我们假设自己是一群外星人,远远地去观察地球,我们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

地球上虽然有很多动物,但是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动物社会,一种是狮子虎豹,一种是人类。

动物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强竞争社会,老虎要吃肉就必须直接面对激烈的竞争,爬树游泳、观察奔跑,用尽全身力气才能勉强果腹。

人类社会有竞争吗?当然也有,但是我们的竞争方式比较迂回。比如这里有一块肉,我们不会看准了拿起来就走,如果你拿了,别人就会提醒你说,这是薛老师的肉。

这是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不同。人类通过维护他人的利益来反向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人类的大脑是如何绕了一圈又一圈的逻辑做到这点的?其实根源就在于想象力:我只有保护了别人的肉,别人才有可能来保护我的肉。

这种独特的想象力让我们可以坐在家里舒舒服服地看电视睡觉,而不用风餐露宿地去寻找食物,让弱小的人类从众多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地球上最富足的种群。

1月14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登上混沌研习社讲台,主讲《想象力削平的世界》。

社会财富的增长从何而来

它不来自剥削、资本或者自然资源

而是来自于想象力

西方国家为什么会有钱?我们最早接受的教育,是因为八国联军的时候抢我们的。

相信吗?以前是相信的。但是去了很多次故宫之后你就知道,即使是把皇帝的生活抢过来,也还是很悲催的生活。

故宫里面没有空调,没有席梦思,房间四处漏风,最重要的是没有Wi-Fi。

我们看穿越剧的时候,看到后宫三千佳丽很多联想对不对。但是皇帝的妃子到底漂不漂亮?我们想象一下,两个礼拜不能洗澡,不能洗头,脚还裹着,我们自己试一下,就知道这些人的面貌是什么样子。

剥削不能带来富足,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西方财富,不是从我们这里抢过去的。

投资能带来增长吗?单纯的投资也不能带来增长。就好像一个堆满了原材料的厨房,没有一个好的厨师,是很难出现丰盛的美食。

有人说自然资源很重要,国家富不富强,主要看资源。

今天我们去马尔代夫度假,马尔代夫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伸手就能摘到香蕉,但是这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是富裕的地方还是贫穷的地方?

我们生活的富足越来越不是建立在自然资源给我们提供的东西之上,我们的富足来自思想资源。

芯片是用什么做的?沙子。但是沙子丰富的地方就一定盛产芯片吗?两回事。

丰富的自然资源虽然可以满足我们非常低端的生活需要,但是不断创造价值的,一定是思想和想象力。

用法律为创新立权。

如何让想象力发挥更大价值?

资本识别、企业家主打、政府配合

应该成为合宜的政商模式

如何让想象力走得更远,发挥更大的价值呢?

上个月我和周其仁老师(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王煜全老师(海银资本合伙创始人)一起去美国考察,看美国的创新市场,看到今天的创新创业有这样几个重要的趋势:

科学家凭兴趣搞创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科研机构已经成为经济的引擎,而资本也重新塑造了大学和研究机构。

过去我们认为科学家做什么研究,仅凭兴趣去做。今天你凭一个兴趣去做研究,很难走得远了。今天科研机构做什么研究,走什么方向,背后其实是资本驱动的。

前两年有一个号召关心“渐冻人”的公益活动,扎克伯格、比尔盖茨这样的互联网大佬挑战冰桶运动,声势浩大。有用吗?我觉得真没用。

科研机构研究治什么病,是由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决定的。世界上的罕见病无穷多,但是科研资源只有一点点,所以先攻克哪种疾病,不是科技大佬们号召起来的,而是说,我科研投入一块钱,最终能救多少人决定的。边际收益最好的优先。

“渐冻人”排的上号吗?这场活动没有作用,根本原因其实是医疗科研也有很强的经济规律在背后。

创新背后,制度的牵引同样重要。

过去美国的科研创新多由美国政府资助,资金的投入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专利研发出来以后,大量的知识产权就归政府所有,大量的专利就躺在专利局里面。

1980年发布的《拜杜法案》就是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而产生。法案中规定:知识产权本身可以继续由政府拥有,但是发明人、科研机构可以拥有他的商业开发权。

政府本来收的也是纳税人的钱,那不如我大方一点,把专利的使用权放开。通过这样的法案,把社会财富这张饼做得更大。

这个时候,科研机构就不再是盲目地为了科研而科研,而是被市场牵引,把大规模的商业越做越大。

发明人包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企业家必须发挥极大的转化作用,研发与商业转化的价值比达到1:100。

过去,中国人觉得只有种田的农民和生产线上的工人才真正做了生产,他们是对社会财富真正有贡献的人。而中间赚取差价的商人就是唯利是图,赚的就是不义之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商人在经济活动中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重要问题。只有商人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愿意付什么样的价格。

到了今天,企业家在研发到商业转化中的分成比例更大,有的时候能达到1:100。就是科学家拿1,企业家拿100。

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以前科学家很重视商业化,但是再重视,也不会想到自己只能拿1,以极其低的分成比例去商业化自己的科研成果。

科学家愿意吗?愿意。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愿意,就是0。一个专利就只能在专利局里躺着,而且今天这个饼已经大到什么程度,即使只拿1,也比过去拿100要多得多。

只靠财务投资就能坐享其成的时代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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