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户联防连坐,蒋介石严苛的保甲制度,为什么还管不好乡村?

飞春读传 2017-05-12 22:09

保甲制度是中国民间基层社会政治生态的一种具象化体现,但由于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的腐坏和建国之后文艺作品对于“保长、甲长”的丑化,导致人们对于保甲这个'...

保甲制度是中国民间基层社会政治生态的一种具象化体现,但由于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的腐坏和建国之后文艺作品对于“保长、甲长”的丑化,导致人们对于保甲这个词语弃之如敝履,但有趣的,目前中国新疆地区所实行的“十户联防”制度在某些方面却具有保甲制度的一些影子,不过相对于旧时的保甲制度,如今的十户联防变得更文明,职能也更具有时代性。

(新疆商户(十户)联防的主要职责)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做“皇权不下乡”,但事实上,皇权制度还是以各种形式渗入到了中国历代各个阶层的社会生活中,无论是秦汉时期的“三老”、“亭里”还是宋元之后实的“保”、“甲”制度,无一例外都是由官府主导,乡绅管理,百姓参与的形式所组建起来的,作为能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中国古代统治集团眼里,基层百姓虽然是他们鱼肉的对象,但也是需要他们维护的对象,而“保甲”制度就是从这样的初衷出发的。

所谓保甲,最初是被两个概念,“保”字,有安土守成的意思,甲则是兵役和武器的代称,《周礼》中就已经开始有了:“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将散落的百姓用行政的方式统一成小团体,这样一来就可以更好的控制,而甲这个代指军士的字,在古代基层的社会生态中也具有防卫和击敌的含义,所以中国历来就有民团、民兵的存在,平时他们的职责是保护乡里,战事又可作为预备役征调前线,这样一来,一个机动的,便于政府把控的基层社会就被打造了出来。

明代张自烈所撰写的《正字通》将保甲解释为:“保甲者,编籍民户,彼此诘察,防容隐奸宄”,清代龚自珍又将保甲解释为“以兵法部伍其民”,可以发现,明清两代对于保甲这种民间社会制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变化,类似于保甲的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制度的工作重心也发生着改变。

周朝的时期在于教化蒙昧的乡民,秦朝在于将连坐的刑罚贯彻下去,汉朝则是为了缉捕盗贼,到了隋唐更多的视为监察民间动向,明清则是为了役民和制民,当我们把这些工作重心全部汇集起来就会发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保甲制度,而近代将保甲制度推向全国的最大功臣就是蒋介石。

早在中华民国建立初期,依附于封建制度的保甲制度,自然也被民国政府废除了,在基层实行了农村自治,成立村公所等办法,维持民间的社会基础。但随着民国政权的频繁更迭,也直接影响到了底层的民生,所以很多地区面对纷乱的时局,大多数地区的百姓不再相信朝令夕改的民国政府,转而寻求延续千年的宗族来庇护自己。

如果只是这样的情况也还在民国政府的忍受之内,但是随着1927年蒋介石主政后国民政府的日益腐败,再加上共产党势力的极具扩展和百姓的拥护,蒋介石的“剿匪”大业难以为继,而他本人则将罪过归咎于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百姓没有一个很好的监控管理制度,所以才导致了百姓“通匪”的情况。

针对国民政府对于民间社会管理不力的情况,1932年8月蒋介石颁布《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以此来将国民政府的触须深入到每家每户。此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也在1937年2月公布修正了《保甲条例》,随后推行全国。保甲制度如此深受蒋介石的重视,也足以从侧面证明,保甲制度并非是一堆糟粕,它对于民间的有效管理还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但在中国,经都是好经,却总会被和尚念歪了,所以保甲这个本来用于稳固民间的政策,在真正的执行过程中就走了样。

由于国民政府政治信用在民间的破产,所以有识之士并不愿意充任保长、甲长之流,而那些想要从中渔利的宵小,却都欢欣踊跃,积极钻营保甲之职,其中原因就在于保甲还肩负着催促百姓纳税和交粮的责任,加上民国由于战争多引发的苛捐杂税,这其中的赚头自然是不小,但责任也不小。

以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期为例,当时荥阳的一家农户,由于儿子被抓壮丁,家中不想儿子送死,苦苦哀求保里,于是保长就说,不想当也可以,那就出粮食,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一家人将留存的种子都拿了出来,才求得儿子活命。后来这家人又因故被摊派为保内的甲长,替政府催收粮食,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就收不上粮食,所以这家的儿子又被保长绑在树上示众。一叶而知秋,这种保甲制度下的污秽只能更多,不会更少,而国民政府用这样苛待百姓的手段来收拢民心,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影视剧中被丑化的保长形象)

除了这项有“赚头”的工作之外,当时的保甲制度和肩负着监视和排查辖区内治安情况和人员流动的责任,据一本民国二十二年的苏州《保甲章程》来看,当时的保甲在辖区内,用在户籍册上标注红圈和墨圈来区分可靠与可疑的人家,无论是民宿、茶馆、大烟馆都会在册子上登记,其中可疑的人家会被另造一册,再将这其中的百姓和商人做以好坏区分,同样是以红黑两色的圈子来示意,以此类推之下,层层分离,一旦辖区出现了什么情况就能根据标满圈子的花名册最快的锁定排查范围。

虽然这样的方法在今天看有些笨拙,但在当时那个科技和通讯手段都不发达的时代,保甲制度的盘查也是很多地下工作者被捕的原因之一。有趣的是在这份《保甲章程》中,苏州人对于湖广两地的人甚是提防,无论是湖广人士开设的店铺,还是来往的湖广旅客,都是当时盘查的重要对象,究其原因却不得而知。另外还有那些以画符、治病为民的僧道,以及行踪诡秘的行商和衣衫“忽蔽忽华”左右邻里互相不熟知的人更是要在名册上加注三个墨圈,以示警醒。在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职责就是“遇有匪警,闻耗,齐集赶到。不到者罚。”,这样的比邻相通,乡里守望,正是针对于政府力有不逮时的自卫行动,也是人类社群性生活习惯的一种表现。

(蒋介石亲自为《中国保甲制度》做序)

现行的十户联防与旧时的保甲制度,在某些保卫家园和民间警戒等行为标准上有相似之处,并且它们都是由政府倡议,百姓就近集结,从而形成的小型群体,是基层社会生态的一部分。但这两种制度在本质上却有着巨大的不同,最明显的就是现在政府并没有将行政权力赋予十户联防的小组,而是用平等互助的方法实现组员之间的帮助和对危机情况的协同处理,在这一点上也就减去了“坏保长”鱼肉乡里的情况。至于说有心人拿今日与民国来对比,这一点也是消极的,毕竟制度是因人而变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要将合适的制度用对了地方,那么白猫黑猫都是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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