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有光的一段评语说起

史客儿 2017-01-14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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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中国的“汉语拼音之父”。拜访周老先生,虽早有想法,但一直无缘。有幸得以拜见,还得益于《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一书的作者智效民与著名思想家丁东先生的推荐。周老先生是百年民国的见证人,且得益于胡适的教益,至今仍不改“五四一代”直言敢说、独立思考的传统。

作者胡孝文在2009年12月25日拜访104岁时的周有光老人

从金融教授到语言学家

老先生的家离我们单位并不远,干面胡同往北走几条胡同就到了后拐棒胡同。这是一处并不起眼的老旧宿舍楼,在周围错落的平房以星级宾馆的衬托下,反倒显得几分朴素和幽静。轻按门铃之后,开门的是一个40开外的女人,周家的保姆。此时,身着浅灰色布绒夹克的周老先生正安坐在一张略显斑驳的书桌前,一脸的恬淡与随和。书房面积不大,家居摆放却雅致得当。临窗的书架与暖气片上码放着正在翻阅的新书,墙上多幅他与老伴张允和的合影,均显现出房间主人深厚的学养和曾经的温馨过往。

周老先生近来颇受舆论的关注,与其说是“合肥四姐妹”以及连襟沈从文的传奇增添了他的色彩,倒不如说是周老先生自身的魅力传奇更具吸引力。说来难以置信,身为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却没有接受过一天专业教育。他解放前担任的是复旦经济研究所教授,研究的是金融问题。与金融不沾边的语言文字结缘,是受大学时兴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影响。当时周有光觉得好玩,就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语法问题》的文章,投给《语文》杂志,没想到不久后就刊登出来了。此后他便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汉语拼音化的研究,终于成为享誉中外的语言学家。

“我身体还好,中午不怎么休息,就是耳背,你说话的时候大点声,说慢一点。”先生一边说一边戴上了助听器。

我们的谈话并不困难,交流也没有障碍。当听说我曾是《世界知识》杂志的编辑时,老人笑了起来,“我还给你们写过稿子呢,但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据老人的儿子、气象学家周小平先生电话里介绍,老先生年轻时养成的看书读报的习惯每天还是坚持,从《世界知识》以及美国寄来的《新闻周刊》,都是经常浏览的刊物,“世界知识他每期会看,遇有不错的文章,还推荐我们看呢。”据说,小辈们因此都喜欢与周老交谈,什么中印关系改善,中东局势剑拔弩张啦……无一不知。

“酣睡之夜的呼唤”

当听说我是想请他为《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增补本)一书写几句评语时,他笑了,“他们(指丁东和智效民)之前来过。我看完之后就打出来给你。”这时,我才注意到书桌旁,摆放着用花布包裹着的一样东西。先生指着说:“喏,写文章全靠它了。”小心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台陈旧的WL-1000C中西文文字处理机。那是1988年4月先生83岁时日本夏普公司送来的礼物。从此,先生便用它写文章、写信。

就这样,第三天我拿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从世界知识出版社读到本书的自序和部分稿件。读了之后,暗自惊异!好像在酣睡之夜听到一声呼唤,在鲍鱼之肆闻到一缕清香。这声呼唤,这缕清香,使智效民的这本新书不同凡响!……我国正在悄悄地开始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当代青年们急切需要启蒙思想的营养。本书可能会使当代青年们跟我一样,读了感到惊异。”

“这对我是很高的评价,” 智效民这样说。作为编者,老先生给予这样的评语,我充满了敬意,但并不意外。

首先,本书是智效民潜心研究、系统论述胡适等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著述。他之所以选择胡适,是因为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饶不过去的人物,他的影响之大,朋友之多之广泛,时人无出其右。然而,上世纪50年代大批判之后,胡适由学界泰斗一下变成声名狼藉的人物,他的“同道者”也瞬间隐退到重重的迷雾当中。

不容青史成灰。智效民通过一所大学、一本杂志、一个家庭,一段交往等细微史料对“胡适之们”的命运进行考察,希望从零散的往事片断中,找寻那一代人的政治选择、学术理想、精神追求和人格风范。他在原版本比较零散的基础上以教育、政治、科学、文化四个篇章切入,补充增加了一些重要人物的文章分量,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尽可能地依靠史料还原真相。可贵的是,智效民爬梳的是史料,把脉的却是当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通过研究这个群体,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解决了不少疑惑,……希望大家在了解他们的过程中,看一看我们的时代究竟缺少什么,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走这么多弯路。”

大师们的“风骨”

一个社会最清醒的人,莫过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可回望民国大师们的身影,我有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当今社会的知识人,多半已无缘这一知识分子的崇高称号了。在金钱和权势面前,曲意逢迎、依阿取容成为了公开的规则!那些对真理的追求,“不自由,毋宁死”的大师风范与“独立人格”已淡然无存。

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一直被人诟病的地方在于他与蒋的关系问题,有人说这有损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但是,胡适与蒋之交往,一直没有离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和保障人权等重大问题。

1947年初,蒋介石要改组政府,想请胡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委托傅斯年、王世杰等人说项。但傅斯年认为,“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装饰一下子”罢了,因此不同意胡适参政。2月下旬,王世杰奉命飞抵北平劝驾。经过两次长谈后,胡在信中对王说:

今日分别后细细想过,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必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若我今日加入国府,则与青年党、国社党有何分别?

国府委员而兼北大,尤为不可。

3月中旬,胡适去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会董事会年会。13日,蒋介石请他吃饭,经再三解释,蒋终于做出“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的许诺。胡适如释重负,事后像小孩子似的对傅斯年说:“放学了!”

3月18日蒋再次约见胡适,说考试院长可以不做,但国府委员不能推辞,因为这不是什么官,也没有多少事,请他一定要考虑考虑。出门时,二人还有如下对话——

蒋礼貌地问:“胡太太在北平吗?”

胡回答道:“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

蒋笑着说:“这不是官!”

从态度和现场表现来看,胡适好像是动摇了,这被蒋介石视为他已经答应此事。回到北平后,胡适考虑再三,终觉不妥,便给王世杰去信:“老兄若能替我出点大力,免了我,我真是感恩不尽。”随后,他又通过教育部长朱家骅向蒋转达自己不能参加政府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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