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哲学·维特根斯坦

哲思学意mp 2017-01-14 23:13

来源:《哲学动态》 作者:陈波 内容提要:冯·赖特(Von Wright,1916— ), 芬兰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

来源:《哲学动态》

作者:陈波

内容提要:冯·赖特(Von Wright,1916— ), 芬兰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的教授职位继任者,其三位遗嘱执行人之一。后曾任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无任所教授,芬兰科学院研究教授,芬兰科学院院长等。其研究领域涉及归纳逻辑、哲学逻辑、伦理学和一般价值和规范理论、行动理论、人文科学方法论、文化哲学、心智哲学、维特根斯坦研究等。其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国际性影响,并给他带来了很高的国际性声誉:先后被授予14个博士或名誉博士学位,是15个国家、地区或跨国科学院的院士,并曾任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会长、国际哲学会会长等。1989年,美国《在世哲学家文库》出版了《冯·赖特哲学》卷。本文作者现为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哲学系访问教授,本文为访问录。

问:冯·赖特教授,您是哲学逻辑领域里的大人物。您创立了道义逻辑和优先逻辑,并在模态逻辑、认知逻辑、时间逻辑和归纳概率逻辑的研究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现在想确切地知道,究竟什么是哲学逻辑?它与逻辑哲学、分析哲学有什么不同?哲学逻辑的发展和应用前景如何?

答:据我理解,“哲学逻辑”是应用(现代)形式逻辑的工具去分析和阐释下述论证和概念,它们已为人们从日常推理中所知,但可能暗含着歧义性、逻辑无效性甚至是矛盾。哲学逻辑旨在明确揭示在日常思维和语言运用中不明显的、模糊的东西。

逻辑哲学试图阐明像逻辑真、相容性、衍推、必然性和可能性、全称性这样一些逻辑的基本概念。“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

在分析哲学的早期,它很大程度上关注着哲学逻辑中的问题。例如,我在哲学中一直在做的绝大部分工作可以分类为哲学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属于逻辑哲学。后来,一些新的领域如语言哲学、心智哲学成为分析哲学的中心,随着这些发展,分析哲学变得更近似于经验科学;而早先它在科学中的同盟军是数学。

问:据我所知,道义逻辑引导您去研究一般价值和规范理论以及行动理论,而后者目前已成为哲学中的热门话题,成为许多哲学论文和著作的讨论对象。但行动理论在中国还很少为人所知,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行动理论在哲学和逻辑中是重要的?道义逻辑的研究应与行动理论的研究相结合吗?如您所言,这并不是当今道义逻辑的主流。

答:行动概念之所以在哲学中显得重要,是因为它与自由、责任心、意向性这样一些观念有关。它有意义,还因为它涉及两个方面:身体动作和心智活动(意愿)。行动哲学本身对逻辑并不重要。但像其他基本概念一样,也可以在哲学逻辑中或从逻辑的角度去研究行动。人们能够建立一个行动的逻辑。这就是我在《规范和行动》(1963)一书中开始做的。其他人继续了我的工作。但整个说来,与例如道义逻辑相比,行动逻辑仍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我认为,行动逻辑和变化逻辑作为一个充分发展的规范逻辑(道义逻辑)的“子结构”是重要的。有许多与规范相关的区别不能在古典道义逻辑的形式体系内得到表达,它们所预设的那些区别需要行动逻辑来处理。例如,渎职(omission)和不做(not—doing)之间的区别。道义逻辑中如此多的工作迄今仍很少关注行动逻辑,对此我感到遗憾。

问:行动理论又进一步导致您去研究与理解、历史解释、决定论、因果性等等相关的问题,简单地说,导致您去研究人文主义和人文科学方法论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在您看来,究竟什么是人文主义?为什么人文主义在当今社会是重要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些什么差别和相似性?

答:区分人文主义(humanism)和人文科学(humanities)是重要的。最好把人文科学定义为对作为文化存在物的人的科学的(或学术性的)研究。各种形式的历史如艺术史、文化史、政治社会史,是至关重要的人文学科;其次是语文学或语言研究。大学里的人文科学系常被叫做“历史—语文系”(historico—philological)。

人文主义是对于人和事物、而不是对科学的一种态度。很难、也许不可能给“人文主义”下定义。人文主义经常、但不必然是一种世俗(非宗教)的态度:它把人、而不是把神置于世界的价值中心。人们也许可以说,人文主义关注于人的好。容忍是至关重要的人文价值。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倡导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更倾向于个人主义。

某些哲学家,例如我认为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方法论差异。前者根据原因和结果去解释现象,它寻求一般规律。它们是“因果论的”。人文科学则根据现象存在的理由去理解现象。它们是“诠释学的”或“解释性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哲学都承认人文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自主性。有些哲学家经常提倡“科学的统一”。也有一些科学占据了自然科学和(纯)人文科学之间的“中间地带”——例如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

问:逐渐地,您成为我们的时代及其理性形式的批评家。您讨论了许多与科学、理性、价值、进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关的问题。您能够概要描述一下您的有关观点吗?

答:自从青年时代以来,我一直深深地被历史和历史哲学所吸引。通过阅读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的著作,我逐渐获得下述见解:历史的大单元是文化或文明,西方文明只是几大文明之一。也许出于与我的气质相关的原因,我逐渐形成下述看法:西方文化正在衰落,在其科学技术成就“全球化”的过程中它正走向其终点。一开始,我对这些现象的态度是思辨性的(我作为一名戏剧观众旁观它们),而不是批判性的。

我对当代文化的批判开始于1960年,一开始就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科学理解肇始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并导致了造成19世纪的“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发展。这引出了许多生态学问题。技术改变了生活方式,这种改变首先发生在西方,但逐渐地发生在整个地球,由此对物理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毁灭性后果,并逐渐对人种的生存造成威胁。紧随这些发展而来的是政治的和社会的恶,例如由工作的自动化和机器化造成物质生产过程需要越来越少的人工劳动,并由此造成大量失业。社会正经受着分裂的危险:一面是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另一面则是贫困化和被边缘化的多数。这最终会对民主和公正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这些现象是我的文化批判一直关注着的我们时代的某些恶。我在三本书中表达了上述观点,它们最初都是用瑞典语写的:《科学和理性》(1986),《进步的神话》(1993)和《理解一个人的时代》(1995)。它们在一种相当不同的意义上是哲学。

问:近些年来,您又投身于一个古老的问题即心身关系问题的研究。您能够谈一些有关心智哲学的话题吗?例如,您为什么会对心智哲学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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